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正处于大力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，对于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，能源资源的高消耗，极易造成环境污染问题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总体利用率较低，更多是以化石能源为主要消耗能源和出口能源，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能力与水平不高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低。

第二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面临国际大格局不可预测的变化。经济结构、国际政治、社会矛盾等都会对国际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。如一个国家存在资金流断流问题，就会导致其经济结构体系难以支撑能源继续合作，产生能源合作经济风险，阻碍能源合作朝向高质量发展迈进。由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能源勘探、基础设施建设和开采开发等高端技术薄弱，致使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面临许多挑战。能源合作中经营管理能力不强、合作机制欠缺、合同非完备性等问题，会极大地影响能源合作的长远性，更难以高质量去支撑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。

第三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众多，国情不同，合作机制更多偏向于单一且运作*立，没有互通互联的整合资源以及安稳的投资环境，导致能源合作的多元共生体系难以建成。当前，单一模式已无法解决能源合作中出现的众多问题，对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互助，中国政府提出企业以“走出去”模式带动能源合作朝向多元共生模式发展。但由于市场化激励政策不完善和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，企业参与意愿不强烈。同时，能源合作的前提是能源安全，而频发的贸易战以及层出不穷的“中国威胁论”言论，使国际政治矛盾凸显。更严重的是，美国的霸权主义又对沿线国家能源地缘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，如美国通过军事部署抑制中亚某些地区的能源发展。这些因素都将会给我国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在能源合作中带来难以预料的安全隐患，导致能源合作难以可持续发展。

第四，互补性合作模式创新不足。首先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中的能源供应国的基础建设和开发技术仍是其发展短板，资金、资源、技术的配置不合理，导致能源合作的协同性差，拥有能源资源潜力而缺乏相应的开采能力，使寻求通过资源换技术、换资金的合作成为该国能源发展的关键。其次，能源运输是能源进出口的关键，而管道运输是目前zui为安全的运输方式，但以长期协议为主的运输合同、过高的过境费和单一的出口通道依赖导致能源市场供需失衡，由此致使“一带一路”沿线能源通道合作安全风险增大、运输效率低，出口量受限。zui后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缺乏技术、管理、创新等能源合作方面的*业人才，缺乏国际能源合作模式创新能力和创新实践。

第五，沿线国家能源合作还没有完全形成能源链、产业链、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一体化合作模式，项目相对单一和分散。就能源链而言，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石油与天然气领域，而在风、光、水、氢、核、地热等新能源领域合作较少；在产业链方面，油气合作主要集中于油气勘探开采、油气管道运输等环节，油气加工、炼化及化工合作偏少；就供应链而言，目前大多数处于合作初期，合作仅是动态联盟，还没有形成紧密的供应链联盟；在价值链方面，核心环节合作多，辅助环节和延伸环节合作少，如油气价值链合作主要在核心业务的上、中游，而油气生产的配套和延伸项目合作少。由于能源合作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一体化，不利于能源合作的和协同发展，更不利于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，极易造成能源合作不稳定情况发生。（转：新丝路产业研究）